康有為,梁啟超及百日維新的主要史實?為什麼稱百日維新

時間 2021-09-06 09:38:42

1樓:小兔子的文集

戊戌變法,總共搞了103天,被稱為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指2023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戊戌變法因損害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2023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臺,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6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主要內容:發展工農業;訓練新式陸海軍;創辦報刊,開放言論;開辦新式學堂培養人才等。同時規定,今後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2樓:繼潤

因為變法只持續了百日,所以叫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是指2023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

(1)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首長)代傳。

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

(2)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內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

(3)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祕書),參與新政。

(4)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制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

3樓:匿名使用者

百日,幾百日有可能,一百日也有可能,總之只持續了「百日」。

4樓:千與千與尋與

這些措施都是資本主義體制的象徵,光緒皇帝雖然力求變革,但他始終是封建**體制的代言人和利益獲得者,他主張的改革不會從根本上觸犯封建**統治群體的利益,改變國家體制的措施,光緒皇帝以及封建**統治群體是不會支援的。雖然「百日維新」的目的是想國富民強,但實際上這也是維護封建**統治的一次改革;即便如此,光緒皇帝也不希望改革中的某些措施嚴重敞紶搬咳植糾邦穴鮑膜的傷害封建**統治群體的利益。

梁啟超在百日維新做了什麼?

5樓:

百日維新

自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2023年6月11日)光緒帝詔定國是、決定變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訓政」止,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毅然釋出「明定國是詔」,決定變法,自是日起,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百日維新」。二十八日,光緒帝在頤和園仁壽殿召見了時任工部主事的康有為,這是他們君臣初次會見。康利用這次面談機會,重申其全面變法的主張。

首先陳述中國民族危機嚴重到了生死關頭,非盡變舊法不能自強。光緒同意,表示:今日誠非變法不可。

康又指出,近年來並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結果必至無功。認為欲變法必先改訂制度法律,否則只是變事,不是變法,要求光緒帝「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並說他研究過各國變法的情形,西方各國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三十年而強,相信中國只要認真變法,三年可以自立。

光緒帝認為他講的條理很詳備。康又問:「皇上既知非變法不可,為何久而不舉,坐視國家危亡?

」光緒噓睨簾外,嘆道:「奈掣肘何!」康領會光緒帝是顧慮慈禧太后阻撓,故此建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

指出,現在當朝大臣多老朽守舊,不懂世界大勢,皇上若欲變法,不能依靠守舊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幹的小臣,給以官職,准許他們上條陳,若有真才實學,予以破格重用,令其辦理新政。至於守舊大臣,可保持他們原來的俸祿,使其無失位的恐懼,他們便不會阻撓新政了。這是康有為在新舊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為光緒皇帝設計的一種帶有妥協性的變法策略。

康還建議,以後凡變法之事,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則大臣雖守舊,亦「無從議駁」。為了選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議廢除八股取士制度,強調翻譯西書和派人出國遊學、遊歷;並對答瞭如何籌款以解決財政困難等問題。對康所言,光緒帝均表同意,最後又表示:

「汝尚有言,可具折條陳。」康有為大為興奮,在這不同尋常的百日之內,他和其他維新人士一起,憂國阽危,嘔心瀝血,屢上新政奏議,頻呈自撰之變法書籍,對變法維新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光緒皇帝亦「深觀時變,力圖自強」,「政厲雷霆」,「令如流水」,釋出了180條新政詔令,使這曇花一現的百日,曾是一個「諭旨雷厲風行,人心為之一振」的時刻。

主要內容有:

一、選拔維新人才。這是維新派呼籲最強烈、頑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諱、光緒帝想做而又最有顧慮的一個問題。百日維新伊始,光緒帝接連諭令朝廷大臣舉賢任能,令各省督撫向朝廷保薦品學端正、通達時務的優秀人才參與變法新政。

四月二十五日侍讀學士徐致靖上折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此後,湖南巡撫陳寶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又分別保薦楊銳、劉光第、嚴復、林旭等人,均為光緒帝所採用。光緒本擬重用康有為,因榮祿、剛毅等頑固大臣阻撓,只給了他一個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的六品銜小官。

梁啟超也被召見,委為六品銜辦理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才能被皇帝召見,今康以主事、樑以布衣被召見,故梁啟超說是「咸豐以來四十年未有之創舉」,顯示了光緒帝真心提拔維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慣例,舉人一旦被召見,即得賜入翰林,最低不失為內閣中書。

可見康、樑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壓低了。這反映了維新派力量弱小、光緒皇帝無權的嚴酷現實。按照康有為的規劃,大量任用維新人士最根本的辦法是開設制度局,但在頑固派堅決抵制下,未能實現。

故百日維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幾個維新人士。在變法新政的實際執行機構總理衙門中,只有帝黨大臣張蔭桓和章京張元濟傾向維新,新添的維新人士僅康有為一人。在負責轉遞士民上書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來的御史楊深秀與宋伯魯傾向維新,此外沒有提拔維新人才。

在六部中,僅禮部經過一次嚴重衝突,將禮部六堂官全部撤換,以傾向維新的原倉場侍郎李端?為尚書,原少詹士王錫蕃、內閣學士闊普通武、侍讀學士徐致靖分別為左右侍郎,但後黨骨幹裕祿仍為尚書,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別配以守舊人物壽耆和薩廉。

而這已然是維新黨在人事方面的最大勝利了。光緒帝任用維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軍機處中選拔了所謂「軍機四卿」――七月二十日頒諭宣佈,內閣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行政事宜」。官位雖不高,職務很重要,具體負責草擬新政諭旨,閱看臣工奏章,幫助光緒帝處理新政事務,實則參預樞機,隱奪軍機大臣之權,時人目為「宰相」,是百日維新中維新人士佔據的最要害的崗位。

可惜禮部堂官的撤換和軍機四卿的任用,離戊戌政變僅半個月,實際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兩個方面:1.

廢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維新開始以前,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陳八股取士制度的嚴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為被召見時,又當面向光緒帝歷數八股之害,要求廢止,得到光緒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魯上奏其早已代擬好的《請改八股為策論折》,要求各級科舉考試,一律廢止八股文體,改試策論。

光緒帝接受此建議。為避免頑固派的阻撓,不將此事下部議,在請準慈禧後,即於五月初五頒佈上諭,宣佈:自下科起,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試策論」。

五月十二日、六月初

一、七月初三又連下三次諭旨,令各省生童歲科試即行改為策論,不必候至下屆;又對考試的場次和考試內容作了具體規定,並宣佈廢朝考之制。至此,維新派廢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慶,以為去千年愚民之弊,為維新第一大事也」。但是這次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科舉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試的內容和文體。

過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試內容均系「四書」、「五經」,改行「策論」取士後,「四書」、「五經」仍舊保留,僅增加了中國歷史和西方自然科學及政治法律知識。在這一點上,維新派與洋務派官僚並無原則差異。這既是維新派考慮到數百萬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讓步;也反映了他們自己未能完全擺脫舊經典的束縛。

2.創辦學堂,提倡西學。廢除八股取士之詔頒行後,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又屢上奏摺,主張在全國創辦近代化學堂,改舊式書院為新式學堂,兼習中學、西學,得到光緒帝的支援。

四月二十三日釋出的「明定國是詔」即明令首先舉辦京師大學堂,以「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頒渝批准總理衙門擬奏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委派孫家鼐辦理大學堂事務,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自是正式開辦。二十二日又諭令各省府、廳、州、縣之大小書院及民間的祠廟「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

省會改設高等學校,郡改設中學,州縣改設小學。以後又陸續頒諭,令各省籌辦礦務、海軍、農務、編譯、醫學、茶務等專門學堂;設立譯書機構,翻譯外國新書,提倡出國遊歷、遊學等。但各省督撫對光緒帝的諭令均熟視無睹,延宕不辦,結果僅京師大學堂正式創辦併成為戊戌變法僅存的碩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種阻撓而舉動寥寥。

三、經濟改革。康有為等維新派關於經濟改革的主導思想,是對農、工、商業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進行全面改造,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在工業方面,強調獎勵發明創造和允許民間籌資設廠。

在商業方面,批判封建統治階級「重本抑末」思想,闡明「商若能盛,國以富強」的道理,建議在中國設立商部,各省設立商務局。在農業方面,強調農業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農。光緒帝 接受康有為主張,屢頒經濟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內容:

1.保護及獎勵農、工、商業,在北京設立農工商總局、鐵路礦務總局,提倡實業,鼓勵私人投資,修築鐵路,開採礦產;令各省設立商務局(或農工商分局)。2.

命各省地方官兼採中西各法,切實振興農業。3.獎勵科學著作發明,頒佈《振興工藝給獎章程》12款,規定對士民著新書、創新法、制新器者,或賞給官職或給予專利。

4.在京師及各通商口岸廣設郵政分局,裁撤驛站。5.

編制國家預、決算,由戶部按月公佈,6.取消滿人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等等。各省督撫除湖南巡撫陳寶箴認真辦理新政外,其餘皆置若罔聞,藉故推託,如對設立商務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辦。

光緒帝異常憤怒,曾嚴旨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1822―1905)。但直至政變爆發,經濟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兩個方面:1.

官制改革。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對於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張是設立制度局作為議政機構,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並於**成立12局,作為推行新政的執行機構。這一主張雖得到光緒帝支援,卻遭到頑固派大臣拼死反對,未能實現。

康有為對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張是區別「官」與「差」,即以虛官高位位置老臣,而辦實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達之才,即所謂「以高秩優耆舊,以差使任賢能」;在對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問題上,主張持慎重態度。但光緒帝由於長期受後黨頑固派壓制,很想在變法時懲治後黨大臣,所以沒有完全聽從康有為的勸告,而是採納了前太僕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議,於七月十四日釋出上諭,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閒散衙門;外省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省(此三省督、撫同城)巡撫、東河總督及不辦運務之糧道、僅管疏銷之鹽道,各省同道佐貳等官,並無地方之責者,均著裁汰。這些冗衙冗官本應裁汰,但由於事先未對大批被裁**的出路作適當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舊派對維新派更加切齒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變的到來。

此為改革派急躁冒進、疏於策略的表現之一。2.廣開言路,鼓勵上書言事。

按原來清朝定例,不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無資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後釋出諭旨,宣佈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權上書言事,各部**上書,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而且規定「不準稽壓」,「倘有阻格,即以違旨懲處」,同時又釋出諭旨,鼓勵各地開設報館,發行報紙,並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

此外,在軍事上還諭令裁汰舊軍,以西法練兵,籌建海軍;力行保甲,實行團練等等。

總之,由於維新派的推動,光緒帝的倡導,在短短的百日之內,中國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第一次獲得法律上的承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獲得了廣泛傳播,封建舊學受到沉重打擊。所以,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康有為曾興奮地讚頌百日維新「掃兩千年之積弊」,「順四萬萬之人心」,「百日變政,萬匯昭蘇,舉國更始以改觀,外人色動而悚聽」。康的說法雖不無誇張成分,但說明百日維新確實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

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頑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後黨頑固派支援下發動政變,八月初六重新宣佈訓政,幽禁光緒皇帝,恢復舊制,捕殺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出逃,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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