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感性的牛的要死
城門城門是城市內外交通的出入口，其建築之規模、數量常依城市的大小、形制、方位、用途等因素來確定。早期的原始社會城市面積都較小，如佔地僅0.034平方公里的河南淮陽平糧臺古城，僅闢南、北兩門。
而面積較大的湖北天門市石家河古城（1平方公里）則闢有四門。隨著社會的進步與人口的繁衍，城市的面積也相應的擴大，城門數量亦有所增加。例如周代齊國都城臨淄，佔地面積21平方公里。
其大城（郭城）有城門8處，小城（宮城）有城門5處。魯都曲阜面積10平方公里，外垣有城門11處。而作為諸侯附庸的羊舌邑城（今山西洪洞縣境內），面積約1.
53平方公里，故僅闢城門2處。
決定城門位置及數量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隨著社會發展而日益強化
南京神策門
南京神策門
的宗法禮制影響。特別是從周代開始，「位居中為尊」、「數列九稱貴」等法則，已為社會所公允。雖然目前我們對兩週王都的具體情況瞭解很少，但從《周禮·考工記》中所描述的王城看，都是每面9裡的方形平面，而王宮居中，並依南北與東西的中軸線，於每面城垣中部對稱開闢三門。
這種平面制式，在不同程度上為後代多數帝都所沿襲。例如西漢長安、東漢洛陽、北宋東京（水門在外）、金中都、明清北京等。隨著功能需要的變化，一些城市的城門數量亦有所增減而不囿於上述規定。
例如北魏洛陽有城門十三（北
二、東三，南、西各四）；隋、唐洛陽僅有十門（東、南各三，西、北各二）；元大都十一門（東、南、西各三，北二）；明南京十三門（城市平面不規則，北四門，東
一、南三、西五）；北京初建時僅九門（南
三、東、西、北各二），至嘉靖時興建南城，東、西各增一門，城門總數增為十一，清北京仍沿此。
一般地方城市（郡、州、縣）大多都在四個方向各開一門，早及原始社會時期山東壽光縣邊線王、湖北荊門市馬家垸等古城即已如此。這種形式的例項，自漢、唐沿至明、清，各地仍然比比皆有所見。
在大多數情況下，城門都是經由陸路交通的旱門。由於某些特殊的自然條件（如城市一部地勢低窪，附近有可通行之河道、湖泊等所提供的便利），有些城市就設定可供水路交通的水門，如湖南灃縣新石器時代城頭山古城、湖北江陵周代楚國紀南城、江蘇蘇州宋代平江府城等。
早期城市闢城門處的城牆，與其他處同一厚度，如河南淮陽龍山文化時期平糧臺古城所示，且為寬度不大的單門洞式樣。將城門兩側牆體向內外伸出以形成城臺（很可能是列於城門兩旁之闕的發展）的例項，最早見於山東曲阜魯故城。此部面積及厚度增加，既有利於防守，又可在上面建造城樓。
後者平時可供宴集及觀景，戰時則作為瞭望與指揮所在。
角樓它們均建於城牆轉角處，平面常作凸出之方形或圓形，上建角樓，功能與城樓相仿。在文獻中最早見於周代之《周禮·考工記》，文中稱之為「隅」，其高度較城牆高二丈。例項則首見
西安明城牆角樓
西安明城牆角樓
於漢代邊城，如前述內蒙潮格旗朝魯庫侖古城之四隅，均建有45度斜出之方形平面角臺，頂部面積約5米×5米，形制甚為規整。與此相類似的構築物，在其他邊城中亦時有所見。
前述十六國夏都統萬城，其東、西城隅均建有角臺。另敦煌北魏249窟西頂《阿修羅王故事》及257窟《鹿王本生故事之四》中所繪城郭，皆有角臺之表現。北宋東京之皇城建有角樓，見載《宋史》卷一百十三。
遼上京臨潢府之北城為皇宮所在，故建有角臺。其他如慶州故城等亦有。金代吐列毛杜1號古城之角臺，為直徑約12米之圓形平面。
西夏王都黑城子亦如此。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垣，均圍見有角臺之痕跡。
馬面這是依一定距離在城牆外側建凸出的墩臺，平面有長方形和半圓形，因外觀狹長如馬面，故名。它一般寬度為12～20米，凸出牆垣外表面8～20米，間距為20～250米（一般為70米），即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以內。特點是能夠自上往下從三面攻擊城下的敵人。
由於火器出現，宋、金以後的城牆，已很少使用這種構築物了。
**時期航拍北京城牆馬面
**時期航拍北京城牆馬面
馬面之名稱，首見於《墨子》中之《備梯》與《備高臨》二篇，內中所述「行城」者即是。表明至少在戰國時，已被普遍用於城市防禦了。
現存之最早馬面實物，見於甘肅夏河縣北之漢代邊城八角城。其內城尚存馬面五處，計東南一處，西南及西北各二處。馬面寬12.
2～38.5米，長6.7～11.
7米不等，且佈置為非對稱式，乃是依需要而設。
在對北魏洛陽之發掘後，於其北垣廣莫門西側發現馬面一處。其平面大體呈方形，突出城垣外側11.7米（約相當於城厚2/3），正面寬度約13米。
另西垣北端之承明門北，亦發現馬面殘餘。它們都是中原地區都市發現建有馬面的另在敦煌石窟壁畫中，如北魏249窟西頂之《阿修羅王故事》所繪城郭，即有馬面之形象。此項間接資料，亦可為洛陽馬面實物之補充。
十六國夏都統萬城之東、西二城尚存馬面48座，平面為矩形，間距40～70米。其中最大者寬約19米，凸出垣面14米，殘高亦相彷彿。
南京明城牆類似馬面的防禦
南京明城牆類似馬面的防禦
北宋汴京外城構有馬面，間距百步（約合150米），載見《東京夢華錄》。而南宋《平江府圖》中之城垣，亦排列平面為矩形之馬面。據圖中所繪，除東南、西南二隅角臺外，其東、西城垣各建馬面20處，南垣11處。
蓋彼時金兵屢屢南下，不得不為此以策安全也。
遼、金故城之位於北邊者，大多均置有馬面，但亦有所區分。如遼上京臨潢府之北城為皇宮所在，故其外垣之東、北、西三面均建有較密之馬面，分別為13、12、19座，間距九十步（合135米）。南城稱漢城，為平民居住，因而設定較少，現南垣大部為白音戈洛河破壞，僅殘留馬面兩處。
位於黑龍江省克東縣之金代蒲峪路故城，平面為不規則橢圓，沿牆置半圓形馬面39座，間距50～70米，較他城排列密集。
元上都亦僅於內城垣設馬面。內城平面為方形，每邊設馬面6座，間距140～190米佈置手法與遼上京如出一轍。史載元大都亦建，但未見實物，情況已不可考。
大同近年修復的城牆馬面
大同近年修復的城牆馬面
明代京師如南京及中都鳳陽，均未建馬面。永樂時遷北京，亦未於城垣建置馬面。後嘉靖三十二年（1553）加建南城時，始於垣間構馬面（時稱敵臺）172座，面積有大小兩種，間距為60～100米，估計是配置不同射程**之故。
明代地方城市如西安，為秦王藩封，其城垣建馬面98座，平面為20米×12米矩形，間距120米。又如山西平遙縣城，建有敵臺71處，間距與西安相仿。沿海城市如江蘇省南通市與如皋市，為御倭寇侵襲，城垣亦建有馬面。
明長城最西端之嘉峪關，有圍垣兩道。外為羅城，其西側因系交通要道及主關門所在，故城垣特別高厚（牆高10.5米，頂寬5.
3米）。而南、北羅城垣僅高3.8米。
內為關城，牆高9米（另加垛1.7米），底寬6.6米，頂寬2米。
其南、北垣**各置一有敵樓之馬面，平面矩形，距關城四隅之角臺各約75米。綜觀全部城垣（計羅城垣長1100米，關城垣長640米）中，馬面僅此兩處。估計此項構築物之減少與趨近消亡，恐與火器應用之日益普遍有關。
護城河古時稱之為「城池」者，就是城牆與護城河的合稱。後者又謂城河、城濠或護河。它一般環繞於城牆外側，少數也有在城牆內側再修一道內護河。
大城內若建有小城，如帝王都中之宮城，州府郡城中之子城等，其城下也常鑿有護河。前者如明、清北京之紫禁城，後者如**江府城之子城。
南京孫吳石頭城及護城河
南京孫吳石頭城及護城河
就現知古代城市而言，建有一道城垣與一道外護河的為數最多，其例項最早可上溯到我國的原始社會。如湖南灃縣城頭山古城之外濠，至今寬度尚達35～50米，深度亦在4米左右。它系利用天然水道再加以人工整治開掘而成，除防禦功能外，亦可供舟楫交通及城市供排水調劑之用。
其有內、外城垣及相應兩道護城河的，如北宋汴京開封及南**江府城等。建有城垣三道及城濠三道的城市，如築於春秋時期江蘇常州市淹城。其面積雖小，但制式特殊，在我國目前尚屬孤例。
如皋內外城河，內方外圓，獨一無二。
護城河道在城門前，常掘成為外凸的緩弧形，可使入口處有較大之活動面積與空間，並由此架設橋樑、以交通內外。所架橋樑，大多為固定式樣的平直木橋或石橋。使用拱橋者甚少，因不利車馬通行，又防禦時阻礙視線。
在河道水面不甚廣闊時，也有使用可拉曳起落的木質吊橋。在水流湍急或水面甚寬的天然河道上，亦有連舟為橋的事例。
甕城為了避免城門不致直接暴露在敵人的攻擊下，常在城門外側添築城牆一道，以形成一區面積不大的防禦性附郭，這就是所謂的甕城。甕城者，顧名思義，一旦敵人進入此處，就會遭到四面圍攻，猶如甕中之鱉。
甕城平面有矩形和半圓形兩種，其牆垣均較主城垣為低且稍薄。而對外交通門道，大多置於側面，與主城門曲折相通，以有利防守。帝都主要城門及其甕城門，通常位於同一軸線上，這是為了使皇室車馬迅速通行。
建於明代初期的南京聚寶門（今中華門）甕城，採取了三層重疊的佈置方式，
南京中華門甕城
南京中華門甕城
其縱長深度共達128米，並於城牆內闢有屯留兵卒和貯放軍需的券洞27處，門券上方又有防禦火攻的蓄水槽、注水孔及多道可阻敵之閘門。這些，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城門防衛的措施。
我國甕城的使用始於何時？目前尚未有定論。就已知文獻記載與考古發掘資料，漢代以前似未曾出現。
如漢代都城西安、洛陽亦無遺物可憑。現有之實物遺址皆得自兩漢北境之塞外邊城，例如內蒙居延破城子邊堡、潮格旗朝魯庫侖（蒙語為「石城」）古城、甘肅夏河縣八角城……破城子邊堡僅側闢門一處，門外建無女牆及雉堞之曲尺形土垣，其空曠之南面即為入口。這可說是矩形平面甕城的最簡單形式。
朝魯庫侖古城東牆闢一門，其外之矩形平面甕城闢門南向，與上述邊堡佈置大體同一制式，惟城垣全由石砌。八角城之外城垣破壞甚烈，原有情況已難以判斷。內城作對稱十字形平面，南門外有一小甕城，平面矩形，南北15.
30米，東西10米，入口闢於東側。該城東、西兩面亦各有一門，但外無甕城。
解放以來對唐長安及洛陽的多次發掘，至今均為發現建有甕城之遺址，文獻內亦無此類資料。2023年在江蘇揚州對建於唐代之南垣進行發掘，於其城門外發現甕城一座，平面呈矩形，現尚留存其東牆及南牆之一部，以及南牆東端的甕城門道。根據各地層出土文物判斷，其建造及使用之上限應不遲於晚唐，並經五代、宋、元、明、清各代沿用。
宋代中原及江南城市建有甕城者甚多，文獻及實物皆有所見。據宋代《東京夢華錄》載：「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城門皆甕城三重，屈曲開門。
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二重。蓋此係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這裡明確地說明了屈折開門和貫通直達在形式上的不同，是出於使用上的
西安城牆永寧門甕城
西安城牆永寧門甕城
區別。依元代刻印之《事林廣記》所繪東京汴梁圖，其羅城之陸路諸門，均建有平面呈半圓形之磚砌甕城，而各水門均未建有，一若南宋所刻《平江府圖》中所示者。另南宋景定《建康志》亦繪有府城之甕城，其平面為矩形，亦屈曲開門。
遼代都城如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林東縣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喀拉沁旗寧城縣）及慶州故城（今內蒙巴林右旗白塔子村）等，均於城門處建平面為矩形之外甕城。
金代城市及邊堡建甕城者尤多，如位於內蒙科爾沁右翼中旗的吐列毛杜一號古城，僅闢有東、南二門，但均構直徑約20米之圓形平面甕城，出入口俱南向，臨門更建照壁一堵，為其他甕城例項所罕見。黑龍江省伊春市之金代故城，平面為橢圓形，於東南、西南隅各開一門，門內均建矩形平面之甕城一區。
元代早期城市如上都（位於內蒙錫林格勒盟正藍旗黃旗大營子東），其外，內城亦建有矩形或半圓形甕城。矩形者門正對主城門，半圓形者屈曲開門，似依前述宋代之制。元世祖忽必烈所建之元大都（今北京北城），肇創時未建甕城，及至元末農民起義，方於各門處倉促建造。
2023年修築北京地下鐵道，在拆除西直門明代箭樓時，無意中發現被包砌在內之元代甕城垣及門道，為今日所知唯一元代甕城遺物，惜因工期急迫，致被全部拆除。
明代仍多使用甕城，如明初南京聚寶門甕城，其制度似仿北宋汴京者，俱見前述。及遷都北京，各城門仍建甕城，至清代依然儲存，依乾隆時之《京城全圖》，知清中葉時各甕城之設定狀況。總的說來，仍依照宋代以來之佈置原則，即甕城平面分為矩形與半圓形兩類，前者置於主要城門外，主城門與甕城門同在一直道上。
次要城門前置半圓形甕城，其間城門與道路曲折相通，即甕城門闢於側面，但又與鄰近之另一甕城門遙相呼應。如內城（北城）東牆北端之東直門甕城，其門開於南壁。而東牆南端之朝陽門甕城，其門則開於北壁。
內城南牆正中之正陽門，為北京內城之正門，其甕城面積較他門為大，並開門三處。南壁**之門與正陽門直通，供皇帝御車行駛。東、西壁各開一門，供人眾日常生活交通出入。
此外，各甕城正對都門之一面，均建有磚砌箭樓一座。各樓對外及兩側牆面上，均開方形射孔四列，以增加防守時之殺傷力。此項設施，亦為前代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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