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法藏
據，易中天，解析說：不是！
2樓：莫文靈雲南
劉禪在蜀漢政權中，並不是一個尸位素餐者。作為一個弱國的君主，在當時危急存亡的形勢下，他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材的作用，儘可能地爭取了政治上的優勢和軍事上的主動。蜀漢政權在危局下長達四十年的支撐，劉禪的作用應該說是關鍵性的。
而如果以劉禪一朝輔臣的顯著作用，來證明劉禪在政治上的毫無主見，無所作為，這既不合邏輯，也不合史實。
再說劉禪寵信黃皓及蜀漢亡國。
劉禪在其執政後期寵信宦官黃皓，無疑是他在用人上的一大過失。蜀漢的亡國，也確實與此有關，但根本原因卻不在此。
黃皓其人，確為奸佞之徒。但史有明載，直到景耀元年，「宦人黃皓始**」，（11）時距蜀漢亡國僅五年時間（蜀漢亡於景耀六年，即炎興元年）。一個政權，如果沒有更深刻的原因，能夠在五年之中就亡於一個「奸臣」之手嗎？
黃皓在其「**」的五年之中，主要的反面活動是排擠姜維：「右大將軍閆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12）但黃皓的陰謀始終沒有得逞。
劉禪為了使姜維放心，甚至公開對姜維說：「皓趨走小臣耳。」（13）「趨走小臣」，這就是黃皓在劉禪心目中的真正地位。
而劉禪倚重的，還是作為國之干城的姜維。既然搬不掉姜維，那麼在當時的蜀漢，嚴格講就談不上什麼「**」。但黃皓還是對姜維暗中掣肘。
「六年（景耀六年），維（姜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
（14）後來，蜀漢在這次對魏的最後一戰中終於兵敗國亡。這大概就是人們認為黃皓「**」導致蜀漢滅亡的主要依據了。
其實，不能把蜀漢的亡國，簡單地歸結為這次戰敗，從而認為黃皓是蜀漢亡國的罪魁禍首。即使只就這次戰敗而言，黃皓的干擾也不是全部原因。據史載，蜀漢在這次戰爭中還存在情報不準、舉措失當、將領叛變、顧此失彼等一系列問題。
（15）如果考慮到黃皓的全部反面活動對蜀漢政權造成的危害，即言路堵塞，君臣疏隔等，那麼可以說劉禪在其執政後期寵信佞臣黃皓，確為蜀漢亡國的一個原因，但仍然不是根本原因。
那麼，蜀漢亡國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是三國後期的強弱定勢。蜀漢之亡於魏，亡在弱不勝強。為什麼這樣說呢？
先看蜀漢總體實力的弱小。蜀漢的版圖不及魏的一半，而人口僅為魏的五分之一。同時，蜀漢的軍隊長年保持十餘萬人，佔其總人口九十餘萬的九分之一；而魏的軍隊既比蜀漢多一倍，又僅佔其總人口四百餘萬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無論經濟上還是軍事上，蜀漢都明顯地處於劣勢。但是本來處於劣勢的蜀漢，對魏又以攻為守，戰爭連年不斷，遂使國力耗盡。史載蜀漢亡國時，國庫存米僅夠萬人一年之食，可見已到山窮水盡，不攻自破的境地。
但消極防守也同樣沒有出路。總而言之，由於總體實力過於弱小，蜀漢是左右為難的。
再看蜀漢末年的人材危機。人材是國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三國中後起的蜀漢得以立國，所憑藉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人材優勢。
蜀漢除了當時無與倫比的人材——諸葛亮之外，還有一大批堪稱一流的文臣武將。這些人材，都是劉備在創立政權的長期轉戰中，以其特有的網路人材的手段，「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益州）之所有。」（16）蜀漢政權的這種人材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其總體實力之不足。
但是，經過劉備、劉禪兩朝，蜀漢的人材已經消磨殆盡。而一州之地的蜀中，不可能再提供這樣多的人材。到景耀年間，傑出的人材就只剩下一個姜維，而姜維還是從魏國歸附過來的。
這種人材危機，對於當時總體實力已經極其衰微的蜀漢，更為致命。比如黃皓的得寵和誤國，就是在「四相」的最後一位——董允死後。董允以剛正威嚴著稱。
他在世時，「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17）可見劉禪之惑於黃皓，固然有其自身責任，但當時朝廷中已無復具有足夠權威性的中堅人物，也是一個客觀原因（姜維長年統兵在外，且地位不能與「四相」相比）。再如蜀漢對魏的最後一戰，魏國同時派出了鍾會、鄧艾兩個名將，分兵兩路進攻。姜維的才智，與鍾、鄧相當。
他在劍閣前線事實上也敵住了鍾會，甚至迫使鍾會準備退兵。但鄧艾就再無人抵擋了，終於被他取陰平，破綿竹，直搗成都。設想當時蜀漢如果再有一個相當於姜維的將才，鄧艾就不一定能長驅直入了。
所以，蜀漢對魏，由於總體實力過於弱小，加上後期的人材危機，確實處於弱不勝強的地位。當然，從歷史上看，以弱勝強也不無可能。但這隻能是就某一戰役而言。
如果要最終滅亡對方的政權，那就必須以弱者轉強、強者轉弱為前提，結果還是以強勝弱。而蜀漢末年，對魏的強弱關係已成定勢，那麼作為弱者的蜀漢當然必敗無疑。這就是蜀漢亡國的根本原因。
至於劉禪在其執政後期寵信黃皓，導致黃皓誤國，只是使勢在必亡的蜀漢政權其亡更速而已。
綜上所述，我認為對劉禪應這樣評價：其人並非「昏君庸主」。他在執政的四十年中，政治上總的來說是明智的，有主見的。
這主要表現在他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以及決策之後即不動搖。他在用人和決策上也有失誤，但在其執政史上不是主流。他之終為亡國之君，實因當時弱不勝強。
在我看來，這應是對劉禪比較客觀、公允的評價。
最後的問題是：為什麼後世對劉禪長期持論偏頗，以致劉禪作為「昏君庸主」，在人們頭腦中印象如此之深？
我們先看史書《三國志》對劉禪的評價：「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闇之後，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18）這段評語確實把劉禪描繪成了一個沒有主見的形象，但也沒有把他全盤否定，還承認他曾經「任賢相」而「循理」。可是後世之人卻只記住了他「惑閹豎」而「昏闇」。這又是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還是一種感情偏見。長期以來，人們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對三國這一段歷史，往往同情劉備復興漢室的事業，所以對劉禪未能完成這一事業感到失望和憤恨。尤其是持這種正統觀點的**《三國演義》流傳以後，由於其藝術魅力，讀此書者幾乎無不唯願劉漢復興，曹魏敗亡，但結果卻事與願違。
所以人們遷怒於劉禪，斥之為「昏君庸主」，也就是自然的了。
其次，也可能是千古以來諸葛亮的崇高形象，把劉禪反襯得很渺小。諸葛亮輔佐劉禪，確實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劉禪卻沒有能夠滅魏興漢，反而亡國降敵，使諸葛亮一生的慘淡經營付之東流。
人們每當吟誦杜甫詠歎諸葛亮的名句「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時，總會情不自禁地為諸葛亮這位千古名賢的壯志未酬而深深惋惜。相應地，那個扶不起來的「阿斗太子」，也就太令人可鄙可恨，在在難逃「昏庸」的罵名。這種認識，其實還是一種感情偏見。
最後，還可能是和劉禪降魏後的所謂「樂不思蜀」有關。其實，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劉禪當時之出此言，完全是一個階下囚的求生之計，而決非真心如此。可以想象，劉禪無論怎樣「昏庸」，也不可能以亡國為樂。
司馬氏之終未加害劉禪，又豈是真正相信了劉禪的「樂不思蜀」？不過是看清了劉禪決不可能東山再起而已。但後世人卻寧肯相信劉禪的「樂不思蜀」。
這不仍然是感情偏見在起作用嗎？
本文以上所論，當然只是一己之見。動搖千古定論，談何容易。而筆者所以試圖對劉禪其人作持平之論，亦非替古人擔憂，實有感於劉禪之為政，在中國政治史上有兩點難能可貴之處：
一是對內敢於任用賢才，二是對外敢於抗擊強敵。僅此兩點，足可嘉許，又何必以成敗論英雄呢？
劉禪被當做弱智君王，罵了幾千年，為何現在有人說他是最聰明的？
3樓：李昆看歷史
蜀國的滅亡是因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劉禪已無力迴天，才有了扶不起的阿斗之說。首先劉禪繼位，諸葛孔明沒有放權。東征西伐是諸葛亮的決策，也是劉備三顧茅廬之後定的奪取天下的方針策略。
隨著環境大勢的變化，劉禪沒有自主權，諸葛亮也沒有隨大勢而變化，也就是說戰略上沒有變化，沒有隨大勢而改變戰略，造成了自己鞠躬盡瘁，壯志未酬身先死，最後一個爛攤子落在劉禪的手裡，國力已經衰弱，蜀國能人輩出也無力迴天了。至此劉禪揹著扶不起的阿斗樂不思蜀了。
像我們上中學那會兒收錄課文裡的那篇陳情表的作者李密，不願出仕晉朝做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覺得劉禪是個明君，像劉禪的漢朝九十萬人口，除去一般婦女，剩四五十萬，再除去老人和孩子，就這樣供養十幾萬軍隊，三四萬官吏，而且對外戰爭還要種地，生產鋼鐵，兵器，餵馬等等，諸葛亮一出去進攻就帶走全部兵勇，估計家裡都沒人種地了，就這樣興兵北伐了五次，歷時六年，整個國家忙於備戰，連人口生息繁育的事都不做了，而且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出動十三萬精兵，外加十幾萬農夫，每天消耗糧食就四萬石，一個月就一百二十萬，兩個月就得花二百四十萬，如果諸葛亮不能攻城略地，以戰養戰，將巨大的戰爭壓力轉嫁到魏國，他們後漢的國力總會難以維持。
但劉禪心急歸心急，心裡也明白，北伐中原，匡扶漢業一直是諸葛亮的夙願，如果這個願望都滿足不了，他的相父很可能會立即垮了。所以也一直不惜代價，毫無異議的支援他。諸葛亮把舉國力量都投進去了，如果不能成功，它的反噬之力很可能會翻轉過來壓垮整個後漢。
我個人感覺劉禪這個皇帝比跟他同時代的曹睿，孫權都好一點，雖然一方面也可能是諸葛亮的教導，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卑以自牧，還搞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從劉禪開始，年紀輕輕就青菜豆腐白米飯過日子，這樣也才能讓臣民心服，每天糧食定量，多餘的都運到前線。比起曹睿大修宮殿房子，又是尋珍覓寶，雖然也跟家境有關吧，但劉禪卑其宮室，儉其衣食，不以百姓的役力而奉己一人，比曹睿強多了，而且劉禪心地寬厚善良，雖然孱弱，也比孫權還有他子孫要好。
4樓：魁哥說歷史
劉禪並不是昏君，而是三國時期最聰明的，原因如下。
其一，劉禪在位40年，沒有大的叛亂。
和曹魏249年發生的高平陵之變，東吳孫峻、諸葛恪專權相比，蜀漢在這40年中，幾乎沒有宮廷政變。劉備死後，「相父」諸葛亮掌權，「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把蜀漢內外治理得國泰民安，不需要劉禪多動腦筋。劉禪只需要逢年過節主持祭祀儀式即可。
在諸葛亮之後，是蔣琬、費禕、姜維先後掌權，他們都能在劉禪的領導下安安分分地辦事情，沒有想過叛亂，奪權之類的事情。這40年中，劉禪始終牢牢抓著蜀漢朝政大權，沒有旁落。而同時期的曹魏、東吳，都因為皇權更迭，大權旁落，還因此發生了兵變，血流成河。
其二，劉禪識時務，知進退，為保全成都老百姓，開城投降。
公元263年，鄧艾偷渡陰平小路，消滅諸葛瞻七萬御林軍，進入蜀漢腹地，包圍成都。此時的劉禪面臨兩個抉擇，即血戰到底，還是開城投降。這是一個艱難的二選一，劉禪思索良久，不能決斷。
這時的蜀漢，還有不少遠在邊關的精銳軍隊，如劍閣的大將軍姜維、南中都督霍弋、巴東太守羅憲，這些都掌握重兵。如果劉禪在成都組織御林軍抵抗鄧艾的進攻，與城共存亡，再發出勤王令，讓這些邊關軍隊回援，應該有八成的把握吃掉鄧艾軍隊，轉危為安。
可是，他在投降派譙周的勸說下，為了保全成都的老百姓，選擇了開城投降。其實早在劉備包圍成都時，益州牧劉璋就為了益州的老百姓免受戰爭之苦，開城投降過。現在，劉禪也是同樣的選擇，他們都是為了保全老百姓，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好君主。
其三，劉禪發揮出「影帝」水平，成功騙過司馬昭，安度晚年。
劉禪投降後，雖然經過鍾會、姜維之亂，也沒改變投降的事實。他於公元264年進入洛陽，受到晉公司馬昭的隆重接待，被封為安樂公。在宴會上，演奏蜀中樂曲和歌舞，這讓蜀漢舊臣們想起亡國之痛，一個個低頭流淚，沉默不語，而劉禪喜滋滋地欣賞樂曲。
這時，司馬昭問劉禪：「安樂公是否思念蜀？」劉禪回道：
「此間樂，不思蜀也。」
這一句「此間樂，不思蜀也。」也就是後世所說的「樂不思蜀」。劉禪知道自己的處境，知道這是司馬昭對自己的考驗，如果自己一個回答不好，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自己一個人身死是小，如果連累了蜀漢舊臣及老百姓，罪就大了。因此，他效仿父親劉備當年「驚雷失筷子」的手法，來了個「樂不思蜀」，安全過關，得享晚年。《漢晉春秋》中記載如下：
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
總結：如果說劉禪是一個「千古一帝」那明顯是誇大了，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如果說劉禪昏庸無道，殘暴不仁，也有失偏頗。他卻是三國時期最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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