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撞了南牆的貓
因為文學最重要的價值正在於，要直面這個世界的矛盾和苦難，用文字給強者以警示，用聲援給弱者以同情，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書寫真實。
2樓：哎呀哎呀
揭示了明顯的階級層面，有著較為明顯的階層分化，會影響人們的思想。
3樓：
《平凡的世界》用了各種不同的方式書寫真實。表達真實內心深處想法。
4樓：芒果味宇兒
揭示了明顯的階級層面，可能會影響人們的道德思想。
5樓：大哥都知道呀
因為他裡面的故事思維太固定，他沒有特別的講述真實的社會
6樓：噌視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沒有絕對的，也沒有否定的事情。
7樓：匿名使用者
這種“愛情”又是高度去階級化的，更近似一個空洞的能指。
8樓：哩啊哩啊吶
平凡的世界，有階層並不代表所以人
9樓：大哥都知道
路遙的讀者群，有著較為明顯的階層分化，會影響人們的思想，所以並不玩玩全全屬於偉大作品
10樓：
平凡的世界》在學界“冷遇”，在廣大普通讀者那裡受到了歡迎，究其原因，讀者不是出於文學的理由，而是首先將其視為“人生之書”、“奮鬥之書”、“勵志之書”。“勵志型”讀法以“心若在，夢就在”之類修辭方式，將社會結構的問題推卸為精神世界的問題，文學淪為甘心成為特定的政治經濟關係的一部分。作為“改革文學”，《平凡的世界》是一次偉大的失敗，它的失敗在於，對於文字中無法縫合的罅隙，即“新世界”不斷的同時不斷地“體制化”，路遙只能用愛情的“魔力”超越“身份”的巨大鴻溝，這種“浪漫主義”的方法予以迴避，這種廉價的處理方式註定《平凡的世界》無法躋身偉大作品的行列。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始終沒有找到屬於“改革”這個人類歷史上又一個“大時代”的“大作家”。
《平凡的世界》廣泛傳播所觸及的“真問題”正在於此，正是在這種“勵志型”讀法的作用下，《平凡的世界》在學界長久的忽視之外，依然保持著特殊的“經典地位”，以及作為“長銷書”典範的巨大銷量。然而，這種被視為“自然”的“讀法”，高度關聯著90年代以來的“歷史語境”：“市場”叢林法則、城鄉二元對立、貧富差距劇烈、社會福利缺失、資源高度集中、利益集團僵化——底層的“流動”越來越艱鉅，越來越依賴於“超強度勞動”，“精神”的力量因此被不斷強化。
在這個意義上，“勵志型”讀法可以被視作“90年代”的一個發明，以“心若在，夢就在”之類修辭方式，將社會結構的問題轉化為精神世界的問題。只要社會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地轉變，《平凡的世界》就會一直“長銷”。
從“勵志型”讀法返顧《平凡的世界》，理解這部作品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孫少平們的“勞動”——不能被輕易替換成以承認既定的社會結構為前提的“奮鬥”。90年代以來的“勵志型”讀法，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迴避了勞動主體之外的政治經濟關係，對於“勞動”持有一種偏狹的理解：“勞動”被理解為嵌入固定經濟結構之中的“工作”，孫少平們的“奮鬥精神”被想象成“個人奮鬥”式的自我實現。
某種程度上，孫少平被讀成了來自黃土高原的“外省青年”，只不過是一個沒有“墮落”的“拉斯蒂涅”。
然而，孫少平絕對不是“拉斯蒂涅”的延續。一個明顯的差異是，孫少平從來沒有嘗試以“愛情”作為超越“階級出身”的手段，換句話說，孫少平拒絕在婚姻市場上將自己的情感與身體資本化。將一切可以出賣的與不可以出賣的一切推向“市場”，是“漫長的19世紀”的“價值規律”，鮑賽昂子爵夫人對於拉斯蒂涅的教育痛快乾脆，“你越沒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
”但是和站在高老頭的墓穴前埋葬了自己最後一滴眼淚的拉斯蒂涅不同，面對更好的“機會”，省委副書記女兒的愛情，孫少平更看重的，不是寄生蟲（無論是家庭或是體制的庇護）的虛榮，而是勞動者的尊嚴——他是一個“用雙手創造生活的勞動者”，如同敘述人就此感慨的，“如何對待勞動，這是人生最基本的課題”。甚至於，他寧可蹲在黃原城的東關大橋頭當個攬工漢，或者在銅城大牙灣煤礦地下一百米的掌子面上挖煤，也不會考慮藉助田曉霞的關係，實現自己的“成功”。“哪怕比當農民更苦，只要他像一個男子漢那樣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滿意足了。
無論是幸福還是苦難，無論是光榮還是屈辱，讓他自己來遭遇和承受吧！他嚮往的正是這一點。”和當下北京、上海野心勃勃而不惜手段的外省青年相比，孫少平來自另一個世界，來自我們這個喪失記憶的時代深處。
“勞動”的雙重面向：改造“個人”與改造“世界”,在“改革”的語境中，以“解放思想”的方式改造“個人”，以“體制改革”的方式改造“世界”，“改革”所的“新世界”，充滿著巨大的可能性。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正是基於這種開放的可能性，故而要“摸著石頭過河”，故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是呼喚著孫少平與孫少安們的“大時代”，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時刻之一。為什麼“80年代”如此讓人念念不忘，不是結果，而是承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平凡的世界》不僅僅關注孫少安、孫少平的命運，也濃墨重彩地描寫作為“改革派”的田富軍們。
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囿於“純文學”的限定，將其理解為“敗筆”，“筆者感到納悶的是路遙為什麼一定要在**中出現這些**、省地級幹部呢？為什麼給他們那麼多的篇幅？就這部**來說，這些情節完全可以刪除，不但不影響**的藝術價值，反而會加強其藝術水平。
”“而像喬伯年、田福軍這樣的‘正面人物’，則幾乎完全出於作者的想象，顯得蒼白而無力。”如果不在“改革”的語境中重讀《平凡的世界》，而是僅僅談論“藝術”，田富軍之類人物似乎沒有必要。然而，這是路遙所理解的文學的必然性，除非不寫，如果寫了“孫少平”，必然要寫“田富軍”。
作為“最關心、思考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們的社會改革相適應”（對路遙而言，這絕對不是敷衍之辭）的作家，這種“必然性”粗礪沉重，不是“精緻的甕”所能承擔的。“改革”的一個關鍵點就是“自上而下”，離開“改革派”的呼應，難以想象孫少平一家乃至雙水村命運的鉅變。換句話說，《平凡的世界》可以也應當被讀成“雙主人公”：
田富軍與孫少平所形成的共同體對於“改革”的承擔。
然而，孫少平被解放出來的“勞動”的歷史實踐，所包含的“改變世界”的面向，不斷地被弱化。在《平凡的世界》中，這還是一種暗示甚或寓言，進入“90年代”以來，這一點成為堅硬的現實。在這裡，先不必檢討90年代以來一系列社會結構的調整，就以《平凡的世界》出發反思“80年代”，一個致命的問題是，“田富軍”和“孫少平”缺乏有效的關聯方式。
**中二者的聯絡，僅僅是通過田曉霞的“愛情”，這種“愛情”又是高度去階級化的，更近似一個空洞的能指。對於田富軍而言，孫少平的存在，依賴的是虛擬的想象性，而且是通過熱戀中的女兒難免帶有虛幻、誇張色彩地“轉述”：“我從曉霞的日記中知道了你”。
饒有意味的是，他把田曉霞的日記——作為“遺物”——比較罕見地以一分為二的方式處理：“她留給我們的主要紀念就是十幾本日記。這三本是記述你們之間感情的，就由你去儲存。
”在似乎體貼、關心孫少平內心創痛的同時，這也是失去女兒的父親對於外在於這個家庭的異質性因素的排斥，畢竟，孫少平始終是“局外人”，田富軍對於彼此的界限，至少在潛意識的層面非常清醒（作為省委副書記，公開表達當然是一種“政治不正確”）。某種程度上，憑藉田曉霞的關聯，田富軍（“改革派”）曾經是孫少平（“改革之子”）“假想的父親”，但這種饒有意味的“父子”關係非常脆弱，隨著田曉霞之死而徹底完結。
《平凡的世界》與“改革文學”,《平凡的世界》是“改革文學”，但不是當代文學史教材中的“改革文學”，那個作為“常識”的“傷痕——反思——改革——尋根——先鋒”意義上的“改革文學”。 “改革文學”自身的侷限（不僅僅是“文學”的侷限，更是“改革”的侷限），比如將“改革”理解為經濟改革；以及對於“改革派”的過分重視，忽視了普通人的情感與命運。因此，“改革文學”只能不斷生產出《喬廠長上任記》、《三千萬》這類“大廠”的“英雄傳奇”，或者認同“改革派”“特權”的《新星》等等。
然而，就算我們不無天真地打破歷史的框架，以《平凡的世界》來代表80年代“改革文學”的成就，依然不能讓人滿意。狄更斯、雨果、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在各自的“大時代”完成了永恆的傑作（他們的作品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純文學”，賦予偉大的時代以偉大的形式），三十年來，我們卻還沒有找到屬於“改革”這個人類歷史上又一個“大時代”的“大作家”。非常遺憾，儘管筆者很看重《平凡的世界》，但是不得不說，《平凡的世界》無法承擔這個使命。
如果要下個定論，《平凡的世界》還是失敗了，只不過是作為“改革文學”一次偉大的失敗。《平凡的世界》的失敗在於，對於文字中無法縫合的罅隙，即“新世界”不斷的同時不斷地“體制化”，路遙只能用“浪漫主義”的方法予以迴避（這種廉價的處理方式註定《平凡的世界》無法躋身偉大作品的行列），往往落實在“超階級”的愛情上，即用愛情的“魔力”超越“身份”的巨大鴻溝：孫少平/田曉霞，孫蘭香/吳仲平（蘭香大學同學，省委常務副書記吳斌之子），等等。
並不奇怪，田曉霞不得不死，**中那場莫名其妙的洪水，唯一的目的就是淹死這個麻煩的女人。如何處理這種對於階級結構的僭越，路遙沒有辦法回答，或者，就是既真實又偽飾地（二者並不矛盾）地告訴大家“真相”。進一步講，“認同的政治”與“階級的政治”的衝突就在這裡。
**中有一段值得精讀，從煤礦到省城看望蘭香的少平，感到“似乎都不認識她了”：“這就是他那個吊著淚珠、提著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嗎？他似乎都不認識她了。
不知為什麼，他感到眼窩有點發熱。他為妹妹的成長感到欣慰。她也許是家族中的第一個真正脫離老土壤的人。
”儘管城裡的妹妹和朋友們熱情地招待少平，但是少平的感覺很獨特，他的“執拗”就在這裡，他和“黃土地”有一種悲劇性地關聯。他始終不肯被馴服，不懂得放棄“落後”的來與“先進”的“接軌”。在少平與蘭香這種深刻的差異性之間，本來可能產生爆破性地張力，撕裂“新世界”的幻覺。
但是非常遺憾，路遙害怕自己發現的問題，他可能是被自己的作品嚇到了，其解決辦法是用大量“裝飾性”的語言將“問題”滑過去。並不奇怪，我們在《平凡的世界》中往往要遭遇這類傑出與拙劣奇妙地混雜在一起的句子。如果沒有“藍天”、“太陽”、“永恆”、“青春”、“生命”這些腐爛的詞彙，這個結尾能更加動人。
必須強調，路遙不是寫得“不好”，而是寫得“不準確”，由於無法“準確”，只能用裝飾性的詞彙滑過這個問題。他不能恰如其分地解釋面對的時代，使藝術世界中的萬物如其所是。
路遙的失敗，展現了文學的困境以及宰制文學的“改革”的困境。《平凡的世界》提示我們：“文學”如何迴應“時代”，或者說“改革”相對應的，是怎樣的“改革文學”。
如何將“改革”準確地“文學化”，賦予“改革”三十年來的“內容”以“形式”，是擺在所有對於文學依舊存有希望、始終不放棄雄心與抱負的作家與批評家面前的最重大的問題。如果我們的文學沒有對於“另一種可能性”的不屈不撓的嘗試，而僅僅是甘心成為特定的政治經濟關係的一部分，“無能的力量如何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特里·伊格爾頓所範導的“革命批評”非常重要，“其目標是使文學研究最終致力於實際的社會問題而非單純的文字知識”。
畢竟，對於不斷延展的“改革”的世界而言，有必要再次重溫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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