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萱草艾
秦漢時期出現海上“絲綢之路”
秦漢時期，我國處於空前統一的局面。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修鑿靈渠，使中原與嶺南的交通比前便利。由於大規模移民，傳入先進的生產技術，廣州地區的經濟面貌逐漸改觀。
西漢初期，實行休養生息，大力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商業隨之興盛，廣州成為一個繁榮的都會。與此同時，地跨歐、亞、非三洲的羅馬帝國正在崛起，工商業發達。這東、西兩大帝國都積極開展對外政治聯絡和經濟交往，因而促進了彼此之間的海上**。
據著名的德國東方學者夏德(f.hirth)說：“中國與羅馬等國**，自公元三世紀以前，即以廣州及其附近為終止點，是時廣州已為海上**要衝”。
商人越過重洋阻隔，向廣州輸入珠璣、玳瑁、琥珀、瑪瑙、象牙、犀角等珍品；廣州及其附近港口則向海外輸出**和大量絲織品。我國西南和中原等地的特產，沿長江進入湘江，通過靈渠、西江運到廣州，或通過北江、東江前來，以廣州為轉運站，再由海道運往印度等地。這時，一條與世界馳名的陸上“絲綢之路”比美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始出現。
從廣州起碇的船隊，不僅來往於附近各港口，而且經由徐聞出海，沿著北部灣西岸和越南海岸來到暹羅灣，順著馬來半島東海岸進入馬六甲海峽，到達蘇門答臘島東北部，再沿馬來半島西海岸北上，前往緬甸南部，以後沿印度半島東岸向西南航行，最後來到印度半島南部和錫蘭島。在這條通往東南亞和南亞的航線上，沿途好些國家，如都元國(在馬來半島，一說在蘇門答臘島)、邑盧沒國(今緬甸勃固附近)、諶離國(在今緬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夫甘都盧國(今緬甸卑謬附近)、皮宗國(今新加坡之西)、黃支國(今印度馬德拉斯西南)、已程不國(今印度南部，一說在錫蘭島)，都和廣州及其附近港口有**來往。
當時，我國造船和航海技術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在近海航行，還不能橫渡大洋。因此，從廣州及附近港口啟程的我國海船，到達印度半島南部後就得返航。我國商品以印度半島南部為中轉站，再由安息(今伊朗)、羅馬商人運往南阿拉伯、埃及，經亞歷山大港轉往歐洲各地市場。
由於羅馬人十分喜愛我國的絲織品，即使多次駁運，其需求量仍然有增無減。到了公元45年(一說79年)，羅馬水手希帕努斯發現了印度洋上的信風規律後，大批羅馬船隊由埃及的紅海港口伯倫尼卡或邁奧霍穆揚帆遠航，越過阿拉伯海，直駛印度半島南部，這大大有助於東西方**的發展，而廣州與阿拉伯半島、北非、歐洲的間接**，也就比前更為興旺。英國歷史學家威爾斯(h.
g.wells)在《世界史綱》中不勝驚異地說：“絲至羅馬，價等**，然用之者眾，故金銀乃如水東流”。
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g.pliny，公元23～79年)估計：羅馬每年向印度、中國、阿拉伯半島輸出金銀最少1億賽斯太斯(古羅馬幣名)，由此可見當年海上**之盛!
我國古代外貿活動常和外交活動同時進行。所謂“朝貢”和“交聘”，實際上是**之間以互贈禮物的形式來進行**。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當權，想擴大我國的政治影響，曾派遣使者帶了厚禮送給黃支國，黃支國則回贈珍貴的犀牛。
東漢順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在今爪哇島上的葉調國遣使前來贈送禮物，考古學家在今印度尼西亞發現不少漢代文物，可見當時兩國通過海道進行了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羅馬皇帝安敦遣使前來贈送象牙、犀角、玳瑁，在廣州附近的港口登陸。因此，以廣州為商品集散地的海上“絲綢之路”，既是一條**之路，也是我國和海外各國人民進行友好往來之路。
2樓：匿名使用者
張騫出使西域後，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紛紛東來。他們把中國的絲和紡織品，從長安通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運往西亞，再轉運到歐洲，又把西域各國的奇珍異寶輸入中國內地。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
漢武帝以後，西漢的商人還常出海**，開闢了海上交通要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海上交通的路線。中國的絲綢除通過橫貫大陸的陸上交通線大量輸往中亞、西亞和非洲、歐洲國家外，也通過海上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各國。因此，在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橫貫東西的陸上交通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後，有的學者又進而加以引申，稱東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線為海上絲綢之路。
後來，中國著名的陶瓷，也經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銷往各國，西方的香藥也通過這條路線輸入中國，一些學者因此也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
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佔次要的地位。 關於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
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二十餘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餘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於印度洋，經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
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後向東直航，經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於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後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區域性，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
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
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林)、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
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佔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
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樑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
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 5
3樓：匿名使用者
張騫出使西域後，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紛紛東來。他們把中國的絲和紡織品，從長安通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運往西亞，再轉運到歐洲，又把西域各國的奇珍異寶輸入中國內地。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
漢武帝以後，西漢的商人還常出海**，開闢了海上交通要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海上交通的路線。中國的絲綢除通過橫貫大陸的陸上交通線大量輸往中亞、西亞和非洲、歐洲國家外，也通過海上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銷往世界各國。因此，在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橫貫東西的陸上交通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後，有的學者又進而加以引申，稱東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線為海上絲綢之路。
後來，中國著名的陶瓷，也經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銷往各國，西方的香藥也通過這條路線輸入中國，一些學者因此也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
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佔次要的地位。 關於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
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二十餘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餘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於印度洋，經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
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後向東直航，經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於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後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區域性，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
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于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
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林)、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
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佔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
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樑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
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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