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現代社會的國家觀念具有政治和民族的雙重意義,現代國家的觀念是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基礎上建立的,它包括兩個條件: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國家政權的建立或建立,二者結合構成現代國家。
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更多的是一個文化概念,「天下」觀念最早在商代已然形成(我未做考證),是人類文化自覺的產物,人們為了確定自身的空間感而創造了天下的概念,其形式是以自己為中心向四方擴散,天下觀念強化了人們的存在感、賦予了人們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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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天下國家」觀念和漢唐時代有何不同
2樓:初級提問者
天下國家觀,在漢唐與宋朝還是有一些區別的.
唐朝時期,正處國力昌盛,軍事強大,文化更是從古代開始一直很先進,所以唐朝認為天下以中國為中心,並沒有明確的國家觀,認為天下唯我獨尊;而到了宋代,由於地理版圖縮小,民族國家地位下降,雖然在文化上仍然優於其它小國,但是宋仍然不得不被迫開始承認其它國家,不再認為天下唯我獨尊.
現代研究者普遍認為,古代中國相當長時期內關於民族、國家和天下的朝貢體制和華夷觀念,正是在唐宋之際,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遭遇挫折的時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開始興起。這顯示了一個很有趣的現實世界與觀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國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時代,民族和國家的自我意識卻在日益升高,這種情況在中國思想史上可以說一直延續至今。
古代中國的「華夷」觀念,至少在戰國時代已經形成,那個時代,也許更早些時候,中國人就在自己的經驗與想象中建構了一個「天下」,他們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彷彿一個棋盤一樣,或者象一個回字形,四邊由中心向外不斷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華夏或者諸夏,諸夏之外是夷狄,大約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形成了與南夷北狄相對應的「中國」概念。
在古代中國的想象中,地理空間越靠外緣,就越荒蕪,住在那裡的民族也就越野蠻,文明的等級也越低。這種觀念和想象並不奇怪,西諺說「既無背景亦無中心」,大凡人都是從自己的眼裡看外界的,自己站的那一點,就是觀察的出發點,也是確定東南西北前後左右的中心,離自己遠的,在自己聚焦關注的那一點後面的就是背景,我是你的視點,你也可能是我的焦點,但是可能你也是另一個東西的背景,我也可能是他的背景。
古代中國歷史的記錄和書寫者處在中原江河之間,他們當然要以這一點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個以我為中心的大空間,更何況很長一個時期,中國文明確實優越於他們周圍的各族。顯然,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由於相信天下並沒有另一個足以與漢族文明相頡亢的文明,因此相當自信地願意承認,凡是吻合這種文明的就是「夏」,而不符合這種文明的則是「夷」,這個時候,國族的民族因素、空間和邊界因素,都相當地薄弱。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唐代,到唐代中葉,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到了宋代,這種變化更是劇烈。
日本學者西島定生指出,經過唐代九至十世紀的衰落,「宋代雖然出現了統一國家,但是,燕雲十六州被契丹所佔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國與宋對抗,契丹與西夏都對等地與宋同稱皇帝,而且宋王朝對遼每歲納幣,與西夏保持戰爭狀態,這時候,東亞的國際關係,已經與唐代只有唐稱君主、冊封周邊諸國成為藩國的時代大不一樣了,從這一狀況來看,東亞從此開始了不承認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這一轉變相當重要,這使得傳統中國的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在觀念史上,由實際的策略轉為想象的秩序,從真正制度上的居高臨下,變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過去那種傲慢的**大國態度,變成了實際的對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識階層關於天下、中國與四夷的觀念主流,也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義。對於國際政治的實際策略,與對於世界秩序的傳統想象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差異。
這一差異,當然有其觀念上的內在**,陶晉生曾一再強調,「以中國為中心 的世界秩序及朝貢制度,雖然是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主要模式,但是朝貢制度不足以涵蓋整個傳統中國歷史上的對外關係」,「傳統中國固然有一個很強的傳統來維持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鄰國稱臣進貢,但是另一個傳統也不可以忽視,那就是與鄰國實際維持的對等關係」,但是,這種現實主義的策略是在實際的政治運作策略上,而在想象天下的思想史上,漢唐以來,似乎從來沒有多少平等的意識,「天下之中」和「**大國」的觀念仍然支配著所有人對世界的想象。
有沒有明確的邊界和邊界意識,是民族和國家觀念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觀念其實套不到中國歷史上面,中國關於民族國家的歷史應當自己書寫。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國,「自我」和「他者」的差異並不很清楚。《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曾經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很表現古代中國對於四夷的觀念和態度,「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這種「懷柔遠人」的方式背後,是一種自足與自滿,覺得在道德上和在經濟上,自己都高人一等。
但是,在北宋一切都變化了,民族和國家有了明確的邊界,天下縮小成中國,而四夷卻成了敵手。宋遼間的「南北朝」稱呼,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對等外交的意識,漫無邊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後,邊界的劃分、貢品的數量、**的等價、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它者」(the others)的存在。「積弱」的現實和「自大」的意識,事實上對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辭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這些懷抱華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頗為尷尬,這在唐以前的中國是幾乎沒有的。
但是從宋代起,這種「饋贈」就有了限制。
據不完全的資料,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起,朝廷就下詔,令邊民除了《九經》書疏,不得將書籍帶入榷場。仁宗天聖五年(1027),又因為臣僚著撰文集,經由雄州榷場流向北方的遼國,於是下令重申禁例,並且命令「沿邊州軍嚴切禁止,不得更令將帶上件文字出界」,康定元年(1040)再次下令禁止,而且許人告發,並委託開封府來全權管理。又過了十幾年(至和二年,1055),對於民族國家的地位相當敏感的歐陽修,在《論雕印文字札子》中相當嚴厲地請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關時事的文字,「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佈,而雕印之人不識事體,竊恐流佈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
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而元豐元年(1078)四月,皇帝再次下詔,「諸榷場除九經疏外,若賣餘書與北客,及諸人私賣與化外人書者,並徒三年,引致者減一等,皆配鄰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許人告捕給賞,著為令」。兩年以後又下詔杭州,「禁民毋以言涉邊機文字鬻學生討論發言稿復旦學院教學辦制2008高麗人」。
接著,在元祐四年(1089),剛剛出使到過北方的蘇轍也提出建議,「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於是,第二年(1090),禮部就下了禁令,「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佈」,「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
無論是從經濟的強盛和衰弱,社會制度,和文化方面,宋代和唐代的地位都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是得宋的天下國家觀於唐有所差異,不再天下即國家,而是承認了周邊的小國,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中國古代環境觀念中的國家意識
3樓:澄賀撥朋
中國古代有文化會識字的人不多,是個封建社會,根本就沒什麼國家意識,也不知道是生活在地球上。
4樓:以清漪
中國從夏建朝以來,就有了國家的概念,小者為部落,大者為國。家國天下,是執政者的觀念。
5樓:逗逗飛哼
中國古代環境觀念中的國家意識要區分不同的時代,更多的國家意識應該是侷限於每一個國家,而不是說中華民族整體。
(28分)閱讀下列材料,結合所學知識回答問題。材料一:……實際統治地域和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往往不能對
天下的中國概念
6樓:孫婿
中國的天下概念,指被中國皇朝的皇帝主宰,在一定普遍的秩序原則所支配的空間。為天下中心的中國王朝直接支配之地域,被稱為「夏」、「華」、「中夏」、「中華」、「中國」等,與周圍的「四方」、「夷」等的地域作區別。不過,若這些地域接受中國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則,她們就被認可和接納。
周朝時. 周王在中國的中心統治,而周邊的異民族包圍華夏的土地。所謂「萬邦」,是代表「人民」和「疆土」的關係,異民族的人民包含華夏的人民,華夏疆土中也包含著異民族的土地。
周王根據天命,「接受」和「認可」這個「萬邦」。
周朝的後期(春秋時代·戰國時代)時,周朝的封建諸侯向外發展,對國內和周邊地區作政治支配和同化。同時,異民族亦被周封建,成為了諸侯大國。以許多的封建諸侯國共同的文化圈,經濟圈形成,把黃河流域作中心的「中國」概念也擴大。
《左傳》《國語》等歷史書,開始使用「天下」一詞。
周朝、秦朝支配的地域及政治被一元化合並,作為與現實政治世界對應的地理概念「天下」,也明確發展。秦之統一是「天下之統一」,中國所謂的「統一天下」,也就是中國的擴大。漢朝建立,這個「中國等於天下」的概念被現實的冊封關係影響變貌,冊封下,將周邊諸民族包含在內的「天下」概念形成了。
所謂冊封,是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締結為君臣關係,根據這個關係,周邊國家的統治者統治下的地域,接受中國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則。
南北朝時代,中國內部同時出現多個皇帝,天下的政治陷於**。
隋朝時代,天下又再一度統一,此時帝國的強盛達到了歷代的輝煌,突厥北方的遊牧民族尊稱隋文帝為聖人可汗,周邊的國家源源不斷的來帝國朝貢,使得帝國成為了**。
唐朝時代的皇帝唐太宗被各個北方遊牧民族國家稱為「天可汗」。怛羅斯戰役,是中華帝國與西方比得上對等實力的伊斯蘭帝國阿拔斯王朝的一場交鋒,唐朝與以前的秦漢帝國不同,在那時天下概念裡,已無像匈奴一樣的對等國家存在。
然而到了宋朝的時代,北方出現遼朝、金朝、西夏等強大的王朝,宋朝被壓迫之下,與北方的帝國們繫結了虛擬性的血緣關係(譬如像宋稱兄,遼稱弟一樣的外交關係)。同時期的高麗等屬國,都採取臣屬於兩王朝的形式,天下完全二分。有空前絕後的支配領域之蒙古帝國·元朝再次統一了中國。
不過,在元朝的統治中,政治上有南人(原本南宋的人民,江南的人士)和漢人(原本金朝的人民,華北的人士)之別。此後,明朝以靠近秦漢帝國的理念形式統合「中國」,「天下」之概念大致上和以前的概念同義,不過多了向世界擴張的想法。
明朝末期,發生對程朱理學的批判,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的儒教思想也發生變化。明末清初,王夫之認為《大學》推崇的「平天下」不過是敘述治國,天下的次元並不通用,因此批評程朱理學。另一方面,明朝的滅亡和原為夷狄的清朝支配中國之現實下,華夷兩方的反轉也大大地影響了「天下」概念。
同時代的顧炎武就敘述,「亡國」不代表「亡天下」,就算作為夷狄的清朝統治者成為皇帝,中華文明的天下也能繼續維持。這樣,對「天下」概念的討論和批判增加了。不過,這個時候中華帝國還能成為「天下」的中心。
被視為由中國皇帝主宰的華夷秩序理念,與冊封朝貢國來維持外國關係的「天下」概念,於2023年,在英國的外交使節喬治·馬戛爾尼被派遣到中國的時候開始變化。喬治·馬戛爾尼期盼按照歐洲外交的主權平等主義與清朝締結**條約。不過,清朝的乾隆帝表示中國「地大物博」,拒絕了英國的要求,他認為中國作為**上國,不需要外國的商品即可自給自足,雙方不存在平等**的基本條件。
不久進入19世紀,鴉片戰爭爆發,敗北的清朝與英國等國締結了單邊的不平等條約。不過,清朝單方面向民眾表示,這是皇帝恩賜各國。於是鴉片戰爭後,清朝在歐洲各國威脅下,依然打算捉住「天下」的概念。
鴉片戰爭後,英國與法國不滿清朝不變革其外交姿勢,於是一起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中英天津條約,在那個條約內,列明英法是「自主國家」,賦予與中國有同等地位。這個結果,清朝不可能繼續按照以前的華夷秩序與歐洲各國進行外交,於是重新設定總理衙門進行對歐洲外交事務。
因為歐洲各國按照主權平等主義形成了近代外交體制,採取對等國外交的形式,令到一向以華夷秩序作準的中華帝國外交體制慢慢崩潰。現實中,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戰敗,朝鮮從此脫離冊封關係,基於冊封朝貢的清朝外交秩序告終。「天下」的概念也受到影響,以前的華夷秩序全變貌了。
19世紀末期,清朝駐英國大使薛福成將區別中華和夷狄的「華夷隔絕之天下」思想,改變成中華和外國維持對等關係的「中外連屬之天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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