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忘れ丶
遠在古代，歷史學家就已經把記述歷史的範圍擴大到他們當時已知的世界。由於世界歷史在當時還遠沒有像後代那樣形成一門專門的學科，即使是視野擴及全部已知世界的歷史學家，一般也不會對所寫歷史標名為世界歷史，也不會完全意識到是在寫作當時已知世界的歷史。但是，他們畢竟把已知的地理範圍視為一個世界，並且把發生在這個範圍內的歷史記錄了下來。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為這個已知地理範圍所寫的歷史，就是他們各自所處時代的世界歷史。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希臘語：ηροδοτος）所著《歷史》 9卷，主題在於記述希波戰爭中希臘人的勝利，但其涉及的範圍，包括地中海地區、多瑙河外、兩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帶，這大體上就是希臘人當時所知道的世界。因此可以說，希羅多德的《歷史》，就是當時希臘人已知世界的歷史。
比希羅多德晚出的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所著《史記》，全書的主體是漢天子統治之下的中國。但其所記史事的地理範圍，卻擴及公元前 2世紀中國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馬遷沿用中國古代的習慣說法，籠統地稱這個已知的世界為「天下」。
這個「天下」東起朝鮮，西迄大夏、安息，幾乎是亞歐大陸的一半。對於為這樣一個廣闊的地理範圍記載史事的史書，把它視為一部當時中國人已知世界的歷史，看來並不為過。
羅馬時代的希臘人波利比奧斯（希臘語：πολ??ιο?
）著有《歷史》40卷，現存前 5卷及一些殘篇，記述的中心是正在擴張中的羅馬。但中心之外，所記範圍還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間地中海的周邊世界。波利比奧斯在《歷史》的第 1卷第3節中說，他以第140屆奧林匹克大會（公元前220～前216）為全書敘述的起點，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動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後「義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臘、亞細亞的局勢聯結了起來」，由此「歷史就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波里比奧斯對當時羅馬周圍世界由分散而聯絡為一的歷史認識，十分可貴。 隨著生產和交往的發展，人們所能知道的世界的範圍日益擴大。但是歷史學家筆下的世界，卻受到這樣或那樣的侷限。
四世紀**教神學家聖·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天主教譯為「聖思定」、「聖奧斯定」）關於歷史的終極是「上帝之國」在人間實現的思想，支配著中古時代的西歐史學。**教史學的世界，等於**教傳播所及的世界。這個世界以歐洲為主體，外於此者，按**教教理，除了聖地巴勒斯坦以外，均是應受天譴的異教土壤，理應排斥在沐受神恩的這個世界之外。
因此，中古歐洲的所謂世界歷史，實際上是起自上帝創世，以希伯來為序幕，以歐洲為主體的**教世界的歷史。
12世紀德意志巴伐利亞州弗賴辛縣的主教奧托（約1114～1158）所作《年代記》是這一類歷史著作的代表。以此為代表的世界史觀，在歐洲一直沿續到17、18世紀。如法國人j.
b.博敘埃（1627～1704）所著的《世界歷史通義》以及a.a.
卡爾梅特（1672～1757）所著的《教俗世界史》均屬此類。
中古時代與**教世界並立的是伊斯蘭世界。伊斯蘭曆史學家在編纂[ zuǎn]他們當時已知的世界歷史時，和同一時代**教歷史學家一樣，往往也受宗教意識的支配。如塔巴里（838～923）所著《歷代先知與帝王年代記》，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5）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爾人史》，都以當時最淵博的「世界史」著作見稱，其內容則是以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諸國為主體。
伊斯蘭曆史學家心目中的世界，實際是伊斯蘭教傳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圍地區，不過是這個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國自司馬遷之後，從班固的《漢書》開始，所修的正史都屬中國的斷代史。但是歷代史家大都繼承了司馬遷的傳統，在撰寫該國史的同時，還記敘了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他們著述的範圍固然詳於該國，薄於「蠻夷」。
但畢竟包括了同時代已知的世界。而且與中古西方**教史學不同，中國史學著作所記述的是以人為主體的活動，人在一定社會環境裡的個體和群體的活動，可以稱作以人為本的歷史。它們所記敘的世界或天下，是個體或群體的人從事活動的世界或「天下」。
這種把當時已知世界歷史視為人的活動過程而非神意展現過程的思想，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
在15、16世紀人類對世界的認識空前擴充套件之前，歷史學家們所寫的已知世界的歷史，無論是古代的還是中古時代的，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侷限。
首先是地理知識上的侷限。當時歷史學家所知道的世界遠非16世紀以後人們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周圍，或者是亞洲東部和中部，或者是亞歐大陸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
總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區域性。因此，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寫出世界範圍內的世界歷史。
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識上的侷限。歷史學家把屬於本民族的或屬於同一宗教地區的歷史作為歷史的主體或中心，忽視或蔑視甚至敵視所知的異族或異教地區的歷史。於是或以羅馬為中心，或以漢帝國為中心，或以**教世界為中心，或以伊斯蘭教世界為中心，如是等等。
就中古西歐史學和阿拉伯史學而言，所受宗教意識的侷限尤為明顯。 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歷史著述開始於西歐文藝復興時期和稍後的啟蒙運動時期。這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的發生和迅速發展以及由此出現的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歷史性的重大轉折相聯絡的。
15、16世紀以後海上交通的空前開闊，東西方之間和各大陸之間閉塞狀態的打破，大大豐富了人們的地理知識，使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大為開闊。對中世紀教會和神學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又逐步把人們從宗教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這些都為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克服前人的某些侷限，把世界歷史著述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創造了條件。
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人文主義歷史學家a.薩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記述了古代到16世紀的世界歷史。這是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史著述的開端，特點是一反歐洲中世紀史學的神本思想，開始把世界歷史理解為一個世俗的、以人為本的演變過程。
到了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著《風教通義》（或譯《論各民族的風格與精神》），不僅進一步突破**教神學對史學的束縛，而且突破自古以來傳統史學以區域性世界為全部世界的侷限，試圖勾劃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歷史圖景。從縱的方面說，伏爾泰廢洪水創世之說，從他當時認為最遠古的中國講起。從橫的方面說，他跨出歐洲的狹隘範圍，把歐、亞、非、美幾個大洲的國家和民族都寫入歷史。
他嘲諷西方的傳統史學，說「歷史號為世界史」，而實際是在我們西方造作的。在這些方面，伏爾泰確實為後來世界史的編著開闢了道路。繼此之後，德意志受啟蒙運動理性主義思潮影響的格丁根學派歷史學家，也致力於世界歷史的著述，如j.
c.加特勒爾（1727～1799）的《世界歷史要覽》以及 a.l.
von施勒策爾（1735～1809）的《世界歷史概略》等等。19世紀中葉，德國興起了由 l.von蘭克首倡的客觀主義批判史學。
蘭克晚年編著、身後由其**據遺稿補足的《世界歷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為主體的世界史。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國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學中的「西歐中心論」，借蘭克批判史學的權威而廣泛擴散影響。把各國曆史彙編為世界史的作法，開始於18世紀中葉。
1736～2023年，英國j.坎普貝爾等人輯集了一部《自遠古迄今的世界歷史》，全書多達38卷。德國格丁根學派曾譯出30卷，終因其體例駁雜而中止全譯。
此後，新的大型彙編相繼出現。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國的劍橋三史,即《劍橋古代史》、《劍橋中古史》和《劍橋近代史》以及法國的《人類文明進化史》等。參與這類新型彙編的歷史學家，既有近代發現和蒐集的大量文物遺蹟和文獻為依據，又重視和運用近代實證科學的方法。
由他們的著作輯集起來的大型彙編，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但也存在著缺陷：第一，在總的傾向上，仍然以歐洲尤其是西歐為世界歷史的中心，把歐洲以外的地區視同陪襯；第二，沒有把世界歷史作為一個由分散發展為整體的過程，分割槽分國的編列體系在專題專章的記述中依然可見；第三，忽視物質生產是歷史發展的基礎，因而也就難以從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闡明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的規律和趨向。
中國學者直到鴉片戰爭前後才把視野擴大到整個世界。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在廣州禁菸時主持譯刊《四洲志》，內容包括五大洲30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後來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礎上，廣泛蒐集有關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寫成《海國圖志》50卷，於2023年出版，2023年增為60卷，2023年又擴充到 100卷。
這部書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以及船械製造等，是當時東方國家中最為詳備的列國志式的世界史地鉅著。與魏源同時代的徐繼畲所著《瀛環志略》，對各國的史地沿革，社會演變，也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不過，兩書的作者都沒有擺脫中國傳統的史學觀念。
魏源以為「萬里一朔，莫如中華」；徐繼畲認為「坤輿大地，以中國為主」，而萬方對中國則仰之如辰極。這一傳統史觀到19世紀後期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歷史家的筆下開始發生變化。這兩派歷史家都從外國曆史尋求變法或革命的借鑑，因之所寫外國曆史多偏重於各國之治亂興衰，目的在於說明變法和革命是國家強弱存亡之關鍵。
但他們還沒有能夠用變革的思想編寫綜合性的世界歷史，據以編寫某些外國曆史的藍本又多半是直接間接地出於西方學者之手。但在西方近代史學的影響下，他們已開始對中國中心論的傳統史觀提出異議，力斥「中華外夷」乃千年之謬論。
20世紀初期，「歐洲中心論」在西方史學中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對資本主義前景暗淡的憂慮促使一些西方史學家對前一個世紀的歷史信念提出疑問，因而開始以新的眼光對待歐洲歷史以外的歷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隨著西方史學向專門化的發展，對各國、各地區、各時代、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縝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礎上對人類歷史進行綜合考察的問題。
形態學派歷史學家適應這一發展，從歷史的綜合比較研究中得出他們不同於蘭克的世界歷史的觀點。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
j.湯因比(1889～1975) 把世界歷史看作是多種文明的生長和衰滅的歷史，而非單一文明發生和擴散的歷史，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歐洲中心論」的突破和否定。20世紀40年代，g.
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變動世界中的歷史》裡提出西方史學必須放棄「西歐中心論」，並須重新定向。他後來主編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和集中由許多歷史家執筆的文字說明，也都體現出同一傾向。與此同時，對分國編列式的世界史體系，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l.s.斯塔夫裡阿諾斯近年出版的《全球歷史》，就試圖打破分國、分地區的編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時代世界各地區的共同形勢以及各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
但是，近代西方史學的缺陷並沒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觀，基於民族偏見或文化偏見而形成的關於東方歷史即將消逝或必然長期停滯的宿命觀點，仍然阻礙著世界歷史這一學科的發展。
蘇聯科學院於20世紀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類編著相區別的明顯特色。它以社會經濟形態作為劃分歷史階段的標準，重視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重視被壓迫、被侵略民族的歷史，並且力求在物質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歷史發展的規律。蘇聯學者的這一著作，深化了人們對世界歷史的認識，為世界歷史這一學科的發展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這部鉅著也存在著缺點：它沒有完全從「歐洲中心論」的陳舊觀念中擺脫出來，仍然以歐洲歷史的分期決定世界歷史的分期。在這個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會經濟形態依次發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國家和各地區的歷史，以此突出客觀歷史規律的統一。
關於歷史如何發展為世界歷史的問題，在全書中不占主導地位，因而沒有得到作為一個學科主題應當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視。
在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的
三、四十年間，世界歷史研究的進展很慢。40年代初周谷城開始把世界歷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教學和研究，於2023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冊。這部書首先在中國打破用國別史編列為世界史的舊框架，反對以歐洲為中心，從全域性來考察世界歷史。
周谷城認為寫世界歷史應該諸區並立，重視各個地區的相互交往、相互滲透、相互競爭，但又不排斥某一時期以某一區域為重點。對於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這些觀點不僅足資參考，而且因其蘊蓄甚廣，也富於啟發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40年來出版了許多國別史、地區史、斷代史、人物傳記及各種專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編輯出版的《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等刊物，成為中國世界史學者發表研究成果、開展學術討論的重要園地。2023年週一良、吳於廑主編的《世界通史》出版，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綜合性的世界歷史著作。
這部書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以時間的延續為經，以地區的分佈為緯，比較系統地敘述了整個世界從人類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歷史，體現了中國學者當時對世界史的認識和研究水平。近些年來，還陸續出過幾部世界史，各有改進。如何運用正確的理論和方法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進行全域性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義的而非唯心主義的考察，是中國當代歷史學家面臨的方在開端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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