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官渡之戰曹操兵力考
楊巨中公元200年爆發的官渡之戰是北方兩大實力派袁紹和曹操進行的一場爭奪中原的決定性的大戰。現代著名史家均認為這是歷史上曹軍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勢兵力在官渡大敗地廣兵強的袁紹」（范文瀾：
《中國通史》第二冊，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曹操屯師官渡(河南中牟東北)，迎擊袁軍……那時，袁紹有步騎十萬人，曹軍大約只有一萬人。雙方相持半年。後曹操率精兵五千，直搗袁軍屯糧要地烏巢(延津東南)，殺守將淳于瓊，焚掉糧食萬餘車。
袁軍軍心動搖，全線潰散，大將張 又在陣前投降曹操，袁紹僅帶八百親兵逃回河北，餘下的七萬多袁軍被曹操坑殺。」（朱紹侯：《中國古代史》中冊，7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另一重要現代史家也認為曹操「以萬人，大破袁軍於官渡(今河南中牟)，全殲袁軍七萬餘人。
」（張傳璽：《中國古代史綱》上冊，37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閱讀今人所寫各類史料，似乎曹軍以少勝多已成定論。
查閱《三國志·武帝紀》，證實現代史家的論述均源於此，然而，早在南朝的宋時，大注家裴松之在為上述意義的正文作注時就提出了一系列質疑：「魏武(指曹操)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併，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
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雲：『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
』魏太祖(曹操)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指遭操)能分營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為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徑還，會無抵鬥，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雲公坑紹眾八萬，或雲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縛，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記述者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雲，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雲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安在哉?
」（西晉陳壽撰、南朝守裴松之注：《三國志·武帝紀》第一冊，中華書局，1982）這裡注家裴松之提出三條理由證實當時曹兵「不得甚少」，我們不妨沿著這一思路深入**這個問題。
首先，看一下曹軍的主要發展史：189年，曹操散傢俬起兵伐董卓，依註文《世語》說初起兵有五千人。次年「至建平，復收兵得千餘」。
192年，「追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萬，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196年，曹操又大破黃巾，「汝南、穎川何儀、劉闢、黃邵、何曼等部各數萬皆降。」每部僅以二萬人計算，曹操這次降編不下八萬人。
198年，曹軍兵圍下邳，「(呂)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這次曹操又收降了侯成、宋憲、魏續、臧霸、孫觀等部。199年初，曹軍又大破眭固部，其將「薛洪、繆尚率眾降。
」同年，宛城軍閥「張繡率眾降。」200年初，「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同上書)。從上可以看出，曹操受降、整編的黃巾軍和各軍閥軍隊不應少於40萬人。
在軍閥混戰的歷史背景下，軍隊數量顯得很重要，因為出於對外作戰的需要，曹操絕不可能作出全部遣散的決定，即使以保留二分之一計算，曹軍經篩選後的總兵力也可能有20萬人，因而對付袁紹這樣的北方大軍閥，曹軍完全有能力出動十萬之眾。
其次，裴松之認為官渡之戰不是一場「摧鋒決戰」，袁軍十萬人於東西數十里屯營，且雙方相持達半年之久。曹軍若只有一萬人，怎能佈下數十里之陣呢?「(袁)紹為地道，欲襲太祖(曹操)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同上書)。
若十萬人挖地道，一萬人拼命挖壕塹是難以對付的。除非也是十萬人挖比東西數十里還長、比地道還深的溝狀壕塹才能使地道出口暴露出來。
第三，袁紹在軍事上確實不如曹操精明，然而也不至於不懂得起碼的軍事常識，即應用十倍於敵的兵力包圍曹軍，竟使曹軍能自由地出入：曹操派徐晃等攻擊袁軍的運輸車，親自又帶步騎襲擊淳于瓊等，一路上也無袁軍阻抗，就這樣，曹操還能分兵守營。而袁紹竟以十萬之眾尚不能制止曹操一萬人分兵三處從容行事，豈不怪哉?
《三國志》載：當時曹兵已「傷者十二三……公(曹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淳于）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陳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遂斬之。
紹初聞公擊瓊，謂長子譚曰：『彼攻瓊等，吾攻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合、高覽攻曹洪，等聞瓊破，遂來降。
」我們估且按傷者為十分之二計算，曹軍總數為八千人，曹操自帶五千人去攻袁軍糧草基地，那麼曹洪守營自然只剩下三千人，而袁軍張 等攻曹營至少應為七八萬人，兩件事同時進行，即使袁軍素質再差，曹操憑「士卒殊死戰」以正面方式而不是偷襲方式「大破瓊等」可信，即以五千人斬殺一萬人為可信，然張 以七八萬之眾攻不破三千人守的營寨是絕不可信的。可以設想，即使曹操夜襲淳于瓊防守的糧草基地烏巢大獲成功，也不可能引起袁軍多大震動，因為同時張 肯定能夠攻下與己方軍力相差懸殊的曹營，而官渡距許昌不足一百五十里，袁軍馬上就可以撲向曹軍的政治經濟中心，何愁沒有吃的?曹操帶領步騎偷襲併火燒了袁軍糧草基地烏巢，張 等攻不下曹營(說明防守曹營的兵力應比較雄厚)，又聽得(按理應看見，因烏巢距官渡較近，火光沖天，能看不見?
)失去糧草，主將們只好投降。此時，如果張 等不是經過苦戰，看不到取勝的希望，很難設想他們會率眾輕易投降。
最後，曹軍竟能以八千人綁縛潰散的袁軍至少七萬人，並加以坑殺(活埋)，這是絕不可能的。按常理，作為戰士失敗了隨主將投降講得過去，但要被綁著推下坑活埋，那種反抗、掙扎是可想而知的。除非二人才有可能捉住逃命的一人並推下坑，以此推斷，曹軍此時人數就很多了。
注家還引了《三國志》正文中的兩處相矛盾的記載：鍾繇在袁曹兩軍相持時送曹操二千匹馬，但卻說曹軍在戰時只有六百坐騎，鍾所送的馬去了**?筆者細讀，發現相矛盾之處甚多，因篇幅限制，這裡不一一列舉。
陳壽等想寫一段以少勝多的奇事，卻失掉了歷史記載的真實性。
我們繼續以官渡之戰前袁曹雙方的兵源、官渡之戰中曹軍的後勤物資情況，以及曹操作為軍事家對《孫子兵法》的註文等因素進行分析，以此判斷曹軍在官渡之戰中的總兵力。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官渡之戰前後雙方的一些情況。首先看雙方擁有的地域，戰前袁紹已擁有當時中國境內十三州的幽、冀、並、青四州。曹操原來已擁有兗、豫兩州。
197年，曹操擊敗了自稱皇帝的袁術，袁術渡淮南逃，後又死去，到官渡之戰前，曹操在東南的勁敵孫策又被暗殺，其弟孫權忙於整頓內部而無力北上。曹操此時已命劉馥為揚州剌史，控制南達淮南的部分地區。198年，曹操又掃滅了呂布，得徐州，後又趕走了佔據徐州一段時間的劉備。
199年，又降服了宛城軍閥張繡，又命鍾繇經營三輔地區(列十三州之外，即今陝西關中全境)。也就是說曹操已擁有兗、豫、徐三州，加上淮南部分地區和陝西的關中地區，應該說，曹操控制的地域比袁紹還大。且曹操在轄區全面推行了「屯田制」，經濟上處於明顯優勢，和袁紹轄區「邑有萬戶，著籍者不盈數百」(即民戶大量逃亡)的狀況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古代，地域大小和經濟狀況決定著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又決定著兵源因素，況且曹操的轄區是中國史書經常所說兵家必爭的中原地區。也就是說，曹操和袁紹相比，在官渡之戰前兵源因素已佔優勢。另外，僅隔數年之後的赤壁之戰前，荊州投降曹操的軍隊達七萬人之多，以此計算，擁有比荊州大數倍之多的地域(經濟上在當時也比荊州發達得多)的曹軍總兵力也不應少於20萬，也就是說，除佈防外，曹軍在官渡之戰中完全有能力出動十萬人。
從官渡之戰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曹操對袁紹部收編可能性不大，殺淳于瓊一萬人，又坑殺了袁軍主力七萬人，儘管無記載，我們假定收編了其餘二萬人，也假定對袁尚、袁譚部三萬人全部收編，也不過五萬人。從官渡之戰到赤壁之戰之間八年，曹操對外戰事一直未停止，內部軍力有增有損，即使認為八年中曹軍增長一倍，曹軍為打赤壁之戰一下子就出動了近20萬軍隊之多(計荊州降卒)，可見曹軍在數年前對外作戰的原始機動兵力也不應少於十萬人。
後勤物資也是我們考證官渡之戰中曹軍兵力的一個重要因素。196年，曹操在許下(今許昌市南)「始興屯田」，當年「得谷百萬斛」。官渡之戰前，曹軍屯田地有史可查的達十多處，然而從「州郡例置田官，征戰四方，無運糧之勞」這句話看，曹軍作戰，後勤**是以屯田地就近取材為原則的，而官渡距許昌不足一百五十里，這裡又是大平原地帶，應該說無運糧之勞的。
我們僅以許下一地至200年五年的屯糧計算，應五百萬斛。《漢書·律曆志》說：「十升為鬥，十鬥為斛。
」直到南宋前，還一直維持這種十進位制。經查閱當時一升摺合今十分之二升，今一升為三斤，即當時一升摺合今十分之六斤，也就是說曹軍五年積穀僅許下一地就可達三千萬斤，若曹軍僅萬人，每個士兵每天以食二斤計算，可吃四年多時間。可見曹軍用於官渡之戰的軍力絕非一萬人。
只有初戰時十萬人、中途減損二萬人，最後剩下八萬左右的兵力，才有可能相持半年之久使曹軍軍糧處於「危急之日」。或者以有關引《魏書》的註文：「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就是說曹軍加上許下以外的屯田，十萬軍隊根本不存在軍糧問題。如同把曹軍寫得軍力很小一樣，也同樣寫成缺少糧食，這大概也是出於「以少見奇」的需要。
官渡之戰中曹軍以少勝多的記載也不符合曹操的軍事思想。中國古代的軍事學著作當然首推《孫子兵法》，後人對其有十多家註解，然而最權威的註解是曹操的《孫子注》。曹操在《謀攻篇》對「十則圍之」解釋說「以十敵一則圍之，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對「五則攻之」，曹注說「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意思是用三倍於敵人的兵力正面進攻，二倍於敵人的兵力奇襲。對「倍則分之」，曹注說：「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本，一術為奇」，即用同敵人相等的兵力正面進攻，而用同樣的兵力奇襲。
這種方法可使本來少於己方的敵方兵力不得不分頭應付，以達到分化敵方和使我方兩面以多勝少的目的。從官渡之戰整個過程看，在「火燒烏巢」前，正文和註文均無曹軍包圍袁軍或主動進攻之例，也無奇襲之例，因而無曹軍大於袁軍兵力的可能。對「不若則能避之」，曹注說「引兵避之也。
」對「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曹注說「小不能當大也。」若果如正文中所說的曹軍僅一萬人，而袁軍達十萬人，依曹注，曹操肯定會避開袁軍的，因為少數兵力不能抵禦大的兵力，這是曹操的作戰原則，包括曹認為以小敵大，用奇襲方法也無濟於事，因而奇襲烏巢絕非在曹軍總兵力少於袁軍的情況下進行的。
現在僅剩下一種可能性，就是曹操對「敵則能戰之」的註解，「己與敵人眾等，善戰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換句話說，袁軍有十萬之眾，曹軍自然也當為十萬人。且依前文，曹操即使率軍夜襲烏巢，也當率領至少相等於袁軍守烏巢的人數，即一萬軍力，才有可能「大破瓊(淳于瓊)等，皆斬之。」或依註文「火燒烏巢」、「斬淳于瓊等八人之首。
」我們再強調一次，曹操認為奇襲只能在大於或等於敵方軍力下進行，這是一條絕對性原則。在冷兵器時代，軍力人數的多少是很重要的因素，何況曹操是一個謹慎的軍事家，而絕不是一個冒險家，更不可能把對付北方最大的軍閥袁紹當作兒戲，讓自己絕大多數軍隊閒置，卻僅以萬人去佈防離自己政治中心許昌不足一百五十里的官渡。
把官渡之戰寫成曹軍以少勝多的原因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本人就堅持了以曹魏為正宗的思想。首先，陳壽列曹魏政權為「武帝紀」、「文帝紀」、「明帝紀」等，而並不列劉備為「昭烈帝紀」，而是「先主備傳」，也不列孫權為「吳大帝紀」，而是為「吳主權傳」。其次，陳壽又為曹操塗上了一系列神化色彩，說曹操「少機警，有權謀」，又說東漢末期樑國喬玄預見年輕的曹操是「命世之才」，能安定未來的亂世。
《三國志·武帝紀》甚至為曹操塗上「君權神授」色彩，說「桓帝時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逵善天文，言後五十歲有真人起於樑、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曹操)破紹，天下莫敵矣。」這一段曹操明顯被寫成「黃星」、「真人」。
第三，陳壽在描寫官渡之戰等獲勝的戰例時極力暄染曹操的神明，但在寫赤壁之戰這樣的敗戰時，對曹操的描寫則一筆帶過，只寫「公至赤壁，與備(指劉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即使在《劉備傳》、《周瑜傳》的正文中，我們很難看到全貌，多虧有裴松之多方引用註解。
歷史往往是為勝利者樹碑立傳，然而後世史家應象裴松之一樣，冷靜而公正地看待官渡之戰之類的歷史事實。
綜上所述，我們受裴松之對《三國志》的註文的啟示，從曹軍發展史、當時的戰爭狀況、曹軍控制的地域及兵源、曹軍的後勤軍需及曹操對《孫子兵法》的註解等諸多因素進行分析，證實官渡之戰不是一次曹軍以少勝多的戰例，而是曹袁兩軍各擁有十萬之眾相持半年，曹軍火燒袁軍烏巢糧草基地，引起袁軍全線潰散，從而使曹軍獲勝的。可以說出現這一重大歷史誤解，是因為《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持「以少見奇」和以曹魏為正宗的思想而導致的。
為什麼曹操在官渡之戰中以少勝多，而在赤壁之戰中卻以多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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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官渡之戰曹操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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